西南地区，历史上是民族迁徙、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而南方丝绸之路则是各民族迁徙、流动的桥梁和通道。古道沿线的各民族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丝的联系，一部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史就是各民族相互融合、各民族共同创造文化的历史缩影。
嵌入式融合是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的实践的场域和平台，它是由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生活并形成空间相嵌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中的具有多个民族身份的成员之间构成相互交往交流和包容的关系。南方丝绸之路及沿线地区，它们有着大致相近的地理、人文环境或多种民族成分，是各种文化交汇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西南的重要通道，历史上不断有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迁入，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汉族和其他民族以通婚、结拜、互助互帮、认契拟制亲属关系等交往，在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中互助及商贸往来、经济技术合作中促进民族交流，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上深化民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1］这便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三交”实践经验。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交流的通道，也是各民族迁徙、流动和各种文化交流的通道，通过南来北往的马帮，不仅驮来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且传入了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促进了沿线各重要关卡、驿站、渡口及村寨的形成、开发和发展，推动了沿线各民族文化互嵌和融合。云南外普拉，历史上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渡口。
外普拉村隶属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宜就镇，地处宜就镇西南边，距镇政府所在地21公里，距县城47公里，国土面积1.6平方公里，海拔1537米，年平均气温25℃，年降水量750毫米，适宜种植烤烟等农作物。有耕地1700亩，其中人均耕地2.4亩。全村辖6个村民小组，有农户230户，乡村人口711人。村落依山傍水，左边山为翻坡梁子，右边是萝拉嘎梁子和楼梯蹬梁子，中间夹外普拉大河（当地又称江底河或六苴河）、外普拉小河，村庄布局于“三山夹两河”之间。
外普拉大河系金沙江支流，穿梭崇山峻岭之间，水流喘急，多数河段无法渡河。而外普拉地处外普拉大、小河之间，在交汇处形成一片冲积地，地势宽阔，水流缓慢，是行人、马帮渡河的最佳选择之地。我们认为，外普拉是元明之前南方丝绸之路的一个小渡口。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自成都出发，经德昌、米易到会理，分二道：一道过姜驿在元谋龙街渡江；一道经黎溪在永仁的拉鲊渡金沙江，经方山、苴却（今永仁县城）、羊旧乍、宜就、地什苴、凉水井、摆衣坡至外普拉，在此渡河，沿楼梯蹬梁子至大田房，经以拉么到达江头、赵家店、、金碧。这是江底河铁索桥架设之前永仁至大姚的“姚巂道”一年四季能渡河的道路。江底河（指架铁索桥处）两岸悬崖峭壁，这些峭壁连放羊的人都爬不上去，何况是马帮；而这里正是江底河的拐弯处，河面狭窄，水流喘急，昔日的马帮根本无法过河。据考证，江底河上很早就建有木桥，但雨季根本无法通行，而且过了河马帮也无法翻越悬崖高山，因此在江底河铁索桥未建之前，这里不是姚巂道的渡河之地。而外普拉段虽河道改道比较频繁，但河面宽阔，河水不深，两岸均是缓坡，人和马帮随时都可渡河。要知道，在这条古道是通行的马帮，大多数驮的食盐，没有安全保障是不会轻易渡河的。从外普拉段过河后，沿着平缓的大坝山上坡到大田房东，顺山岩穿行即可到赵家店的江头一带。后来，由于外普拉段河道不断改道和外普拉村的衰败，南方丝绸之路的马帮也多从江底河过河，从外普拉渡河的古道逐渐被遗去，特别是江底河铁索桥架设后，人们都只认可古道是从江底河过河至大姚了。其实，江底河铁索桥的历史并不久远。清咸丰年间，大姚县、苴却巡检司官员在永仁大姚交界的江底河上修建“玉龙桥”，“玉龙桥”为铁索桥（在今江底河钢混桥上游2.5公里处），桥长约80米，宽2米，用六根铁链固定于江底河两岸的岩石中，桥面铺木板，行人及骡马能够通行。参将彭子祥于桥西悬崖上题“玉龙桥”三字至今犹在。抗日战争时期修筑“西祥公路”，在江底河修建石拱桥，能够通行汽车，外普拉段古道逐渐被遗忘。
南方丝绸之路远在先秦时期就已开通，而外普拉正处于古道上，虽已无从考证，但无疑是因古道而兴起的古老村寨。据调查，外普拉最早的居民是傣族。早在商周时期，楚雄州境的金沙江河谷就有傣族的先民“百越”部落分布。南诏大理时，楚雄州境各地均有傣族先民定居，他们由今普洱市的景东一带北迁而来。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南诏以蒙舍诏境内自称“俚柔”的亲兵和银生节度（今景东景谷一带）境内以傣族为主的军队进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西昌）。取胜后，以“俚柔”自命的彝族先民的军队受命驻防弄栋节度境内（今姚安、大姚、永仁及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区等），成为今彝族“俚濮”的直系先民之一。来自银生节度的傣族军队则驻防于金沙江两岸的云南元谋、永仁、四川米易等地，成为当地傣族的直系先民之一。［2］［p248］至元朝初，元谋县境的傣族已经形成了强大势力，元朝政府采取承认现实的态度，封当地傣族头人为土官知县，这就是明朝天启《滇志》所记载的“元谋县土官阿吾，元土知县广哀之子，本僰夷种，天兵南下，于金马山归命，遂令招渝县民，得世袭土知县。”明朝《土官底薄》也说：“元谋土知县阿吾，景东府百夷人，洪武十五年投降。”可见，元朝在元谋县至少封了两个傣族土知县。今楚雄州内金沙江河谷的傣族，凡能背诵家谱者，多以“景东岸瓦”起头，表明这些地方的傣族与景东、景谷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
明清时期，楚雄州境的临江、滨河的河谷地区都有傣族分布，其中以元谋县和永仁、大姚、武定的金沙江支流河谷地区较为集中。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大姚县内的傣族说：“黑齿白夷，居于大姚县苴却乡，其地下潦上雾，民多于水边够楼以居。”所谓苴却乡，即今永仁县，1923年前为大姚县所辖。清康熙《大姚县志·风俗》也说大姚、永仁两县境内汉夷杂处、汉少夷多，“夷之种类不一，曰白子（白族）……曰僰夷（傣族）、曰撒木都（彝族）”。道光《大姚县志》对傣族的记述较为详细：“摆夷，性驯而怯，衣服与汉人相似，以箨为尖顶帽，男女皆戴，好浴水。婚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泼女足为定。其耕作贸易亦与汉人同。惟衣尚白，妇人下衣尚红。东界大炉头、北界后教正里一带有之。善织线毯，入市售卖。其娶妇生子者多称‘卜’。”《华竹新编》也载：“汉夷杂居，相安不扰。性则夷蠢汉佻，类别夷多汉少，邑之夷非一，而最盛者摆夷。”虽然现在元谋县几乎没有傣族，但明代元谋傣族人口最为集中，今元谋坝子及周边的地名，80%以上为傣语地名。清康熙《武定府志》记载说：“摆夷，性畏寒，喜浴，别有书字。女人挑担，男子抱儿。杵臼造米，不食夙粮。此种元谋县为最多。”清初，元谋傣族土司吾必奎于1645年（清顺治二年）发起反抗明朝沐天波的战争，兵败被杀。其后吾氏余部与元谋豪绅张毓秀相互仇杀四年，《华竹新编》说“邑自吾酋乱后，而张和尚者仇杀无休，习染余风，外柔弱而内劲狭。”致使元谋及周边的大姚、永仁临近地区“吴（吾）逆既殄，不堪相对，若楚之仅存三户。”“蹂躏被祸甚裂，村庄百姓，杀掳殆尽。”历经战乱和仇杀，元谋及临近的傣族或被杀，或被迫逃亡，或隐名埋姓融入其他民族之中，［3］［p125］造成清末以来楚雄州内傣族人口大量减少。
元明清楚雄州境的傣族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近水而居，畏寒，喜浴，男逸女老，衣尚白，种稻，等等。结合外普拉的情况考察，最早定居外普拉的民族是傣族是有说服力的。首先，傣族一般都是邻水而居，耐热畏寒，外普拉历史上楚雄州境傣族分布的中心地区，坐落在海拔1440米的金沙江支流江底河与外普拉小河交汇之地，临近河边，气候炎热，全年平均气温较高，与傣族生存、居住的地理环境相符合；其次，“外普拉”是傣语地名，其周边页多为傣语地名。《云南省永仁县地名志》和迄今为止的所有宣传报道中都认为“外普拉”是彝语转译而来的，如“‘外普拉’系彝语，外普：石板；拉：河，即石板河边。”［4］［p94］许多新闻报道直接说外普拉是石板上的村庄。经过课题组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外普拉”一名来源于傣语，“外”通“歪”，意为“岩头”“岩子上”；“普”应为“扒”，意为“水沟”“河沟”；“拉”意为“寨子”；全称为“河边岩头上的寨子”。此外，外普拉周边还有丙羊蚌生、那赛、那笼等傣语地名。第三，据当地老人介绍，20世纪80年代建盖外普拉小学（现村委会），在开挖地基时，在二三米的地层下发现大量的墓葬，陪葬品中有印纹陶器、瓷罐、银罐，反映的是当时傣族的陪葬习俗，即一般人家陪葬陶器、瓷器，贵族、头人陪葬银器。第四，从宜就镇凉水井进入外普拉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山坡，名为摆夷坡，傣族过去被俗称“摆夷”，说明历史上外普拉及周边地区曾有傣族居住；第五，外普拉村一直有傣族开寨的口头传说。外普拉民间把生长于热带河谷地区、学名为香叶树（当地彝汉两族称之为“帕果”）的树叫“景东树”，据说外普拉过去各家各户房前屋后都栽有景东树，，将用“景东树”的树叶腌制的成腌菜叫“景东菜”，并认为凡有“景东树”的地方都是傣族居住过的地方。
由于历史上外普拉一带雨量充沛，山洪暴发是常有的事，因而外普拉洪灾比较频繁，河道不断改道，毁坏村庄、道路和田地。外普拉村的民居建在土层较薄的斜坡石板上，雨水多了容易滑坡，摧毁整个村寨。河流改道，造屋造田，石头很重要。传说，历史上有人为夺取外普拉的土地，不惜重金将外普拉河里的石头买下，控制了外普拉人的生存权。因为房屋毁了要用石头建造，河流改道要用石头堵河，修田造地。元末明初，一场大雨引发了泥石流，外普拉大部分民房被毁，加之河流改道毁了大部分田地，傣族先民无法生存，多数人背井离乡离开了外普拉，几十年间仅有少数行人、马帮在此歇脚。这就为后来的彝族、汉族、回族、傣族进入并定居外普拉，汉族、马姓回族、杨姓傣族融合为汉族创造了条件。
外普拉民间有民谣说：罗家来占得，杨家来买得，马家来开得。当地的老人告诉我们：传说之前的傣族先民迁走后，外普拉人烟稀少，明朝时期从浙江来的罗姓落籍外普拉，后来又有从江西来的杨姓从姚安高土司手里买下外普拉，从安徽来的马姓不断扩建村落，此后逐渐人烟稠密，人丁兴旺。外普拉还有三句民谣：马家是回子，杨家是摆夷，罗家是江西。即是说：外普拉马姓的祖先是回族，杨姓的祖先是傣族，罗姓的祖先是来自江西的汉族。这三句民谣在外普拉老幼皆知，马、杨二姓家族成员都认同了汉族族籍，但对他们的祖先是回族、傣族的说法也是认同的。
先说罗氏。在外普拉访谈调查中，当地人都认为罗氏是在傣族先民迁走后最先定居的，是罗家“占得”了外普拉这块地盘。但这仅仅是传说，没有可靠的材料证明。结合杨氏、马氏进入外普拉的历史考察，罗氏进入并定居外普拉应该是明初，罗氏随着明军征云南，从江西进入云南，作为戍守的军士与当地彝族女子通婚，最后落籍外普拉。据当地老人们讲，历史上外普拉因匪患严重，当地人口又少，很多人不敢久居。外普拉是南方丝绸之路永仁进入大姚的重要关卡，罗氏可能军屯的需要落籍外普拉，因而说罗氏“占得”。罗氏在外普拉大田房村民小组后山的祖坟地中，一座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的罗万庆墓碑中说祖籍“湖广”。明朝的“湖广”包括江西，罗氏祖籍江西还是可信的。明朝时期外普拉临近的周边都是彝族，罗氏与彝族女子通婚也在情理之中，至今在外普拉的对外宣传中一直以“古老的彝族村寨”自喻。
其次是杨氏。自南诏大理国时，外普拉一带就是姚安高氏土司的领地。外普拉的杨氏是傣族（摆夷），外普拉人都认可这一说法，所有的杨姓族人也认同他们的祖先是傣族。但也有一些当地老人认为，外普拉的杨氏分为“阳”和“杨”。阳氏是金沙江河谷一带的傣族，传说从大姚百草岭迁徙而来，时间在元末明初，可能是外普拉回迁的傣族先民。杨氏的祖先也是傣族（摆夷），但祖籍是江西，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经商，最后落籍外普拉定居。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杨文章墓志铭载：“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由吉安府笈水县南乡四十一都大桥头永定村癸迹贸易入滇，落籍大姚县北界外普拉，历九世，谓源远流长也。”由于杨氏以经商起家，定居外普拉后从姚安高土司手里将外普拉的土地使用权买下来，在此种植、养猪等到昆明销售。民国时期，杨氏在昆明开有两家丝绸店，在外普拉村下方两河交汇处建有碾米坊，是外普拉最为富有的人家。因而在外普拉又有“杨家钱财，马家人才，罗家文才”之说。阳、杨两姓罗家外普拉后互相通婚，后都融为“杨”姓。杨氏在与彝族、汉族的长期交往、生活、通婚中逐渐融为一体，与彝族通婚的大多成为彝族，与汉族通婚的成为汉族。
再次是马氏。外普拉马氏祖籍江苏，于明末清初迁徙定居外普拉。立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马老太翁墓志”说：“世祖南都迁来已八代有余矣”。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马天云墓志”也说；“公由南京应天府人也，自落籍滇蛉（大姚县）迄今已八世”。两墓志铭之间相差近60年，但均说落籍已八代，显然后者有误。根据“马老太翁墓志”的年代计算，马氏应在明末崇祯年间定居外普拉。中国传统村落博物馆“国家级传统村落外普拉大村”介绍说，“马开远、马开化兄弟，安徽合肥人氏，来到外普拉后见到这里山清水秀有人家，宜居生存，遂携家族迁居于外普拉。马家原为回族，后入乡随俗改为汉族。兄弟俩拓展大外普拉大村，人丁兴旺。”马氏落籍外普拉后，与当地汉族、彝族杂居、通婚，逐步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现马氏多为汉族。
第四是彝族。汉族是外普拉一带的世居民族，无论是外普拉早期的傣族，还是明清时期进入外普拉的汉族、傣族、回族都与彝族杂居、相处、生活，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民俗民风等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吸纳、相互融合，从而使外普拉的彝族文化成为了吸取多种民族文化元素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优秀民族文化。有人说外普拉的彝族都是通过婚姻进入的，事实不是如此。外普拉一带自古以来就是彝族生存繁衍之地，现外普拉大村的彝族人口占35%，其周边都是彝族，所以彝族始终与傣族、回族等民族杂居、混居、通婚，只是由于在外普拉彝族人口不多，且与汉族通婚后大多融入了汉族之中。
外普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事实证明，各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是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和长期的共同生活而变化和相融的，各民族文化只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促进民族的发展。“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必定是双向的，总是相互学习、借鉴、吸收、整合，达到提升自我、丰富自我而又不丢失自我的目的。”［6］［p15］
外普拉的传统民居很有特色。外普拉大村的传统民居为典型中式古建，建筑格局多为三面及四面围合型，村落顺山而建，分台式布局。村庄坐落在山坡上，在整个山脉中犹如鹤顶，村间巷道好像鹤顶上的斑纹，远处看好像仙鹤在河里喝水。村庄内部主巷道为石板路，巷道两侧为石砌墙；村落中百分之三十的土木结构民居为三层民居，柱高达12m，削山为台，垒石起地基，一层摆放杂物，二层住人，三层堆放粮食。村间道路错落有致、曲径通幽，民居既有彝族建筑特色，更有徽派建筑风格。民居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自然得体，多以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工艺精湛，形式多样；粉墙、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等的和谐组合，具有高超的建筑技艺和艺术价值。
在生产及生活方面，外普拉受汉文化及外来文化影响较早，元明清时期内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大量输入，促进了外普拉等地的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特别是明代了一批农作物品种，如玉米、马铃薯以及蚕桑等。这些适应性较强的旱地作物的推广种植，极大地刺激了山区彝族地区地农业经济，改善了农业种植结构和食物结构，外普拉一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与临近汉族基本相一致。清康熙《大姚县志·风俗》说“大姚汉彝杂处，汉少而彝多”。“汉人 ……衣冠悉遵时制，犹存中州之遗风焉。”至道光《大姚县志·风俗》则说：“其衣冠衣、服饰，因时制宜”。“维时汉彝杂处，故有待于蚕织衣冠之教。今则夷俗胥化矣。”据《光绪大姚县志》卷二记载：“滇南多楚俗而大姚俗近江右，则入籍者吴人为尤多也。土族与齐民同尚勤俭，未有不耕之家……耕用双牛然土薄而瘠，易生葵蓼，栽插一工而薅芸之工倍之。却苴十六里用一牛，秋收较丰，亦较蚤……南界村屯夏秋易受水灾，所恃惟麦，冬春种者尤多，山地种包谷黄豆，虽雨泽稍迟亦有收成。”这些资料表明，大姚、姚安、永仁等地彝族的农耕生产发展到晚清近代，整体上是旱作与稻作并存。此外，明朝开滇，实行屯田制度，派军队驻苴却乡，大力垦殖耕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屯军编入归正里，时有军民977户。经不断垦殖，全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6］［p124］所以，至迟在南诏时期，永仁交通沿线的彝族进入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阶段。外普拉的彝族和多民族融合后的汉族，一年中的祭祀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稻谷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并且山神、龙神和祖神混为一体。春节期间要祭祖、祭山神，感谢神灵带来了一年的好收成，祷告保佑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家业兴旺；饭前还要用酒、整鸡、米粑等献祭山神，然后给祖先献饭；撒秧日、开秧门、关秧门、火把节、尝新节等要祭祖、祭山神、水神，还有专门祭祀祭龙、祭山、吆山，都是祈求神灵保佑稻谷长得好，免遭虫害、冰雹，山神、龙神等实际上已成为主宰稻谷丰欠的谷神。所以，导致外普拉的汉、彝民族自明清以来在饮食方面互相影响，相互吸纳，饮食习俗基本相似，很难分出彼此。如彝族传统的“羊汤锅”，成为外普拉的一大特色美食。同时，在汉族影响下，外普拉汉、彝民族把猪肉的某些部分被赋予特殊的风俗意义，在特定的日子才吃，如：大年初一吃猪头肉、膀子肉，二月初八吃猪耳朵，开秧门吃猪脊膘、猪肺，清明节吃肝、猪肚，关秧门吃猪尾巴等。
风俗习惯趋于汉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看出外普拉是彝族还是汉族村寨，因为交流用的是汉语，穿的汉装，饮食与临近的汉族差不多。据载，明代的大姚中屯千户所有屯军3384人，之后又迁徙有江西、浙江、安徽等地的汉族到大姚充实军屯，开展民屯和商屯，大姚一带的汉族人口已近万人，成为交通沿线人口最集中的民族，“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无法将这批众多的汉族融合，相反，居住在坝区及其周围的彝、白等民族越来越多地被融合到汉族人口之中。”［6］［p315］从外普拉的情况来看，罗氏在明代落籍外普拉后，不断有汉族迁入定居，原居民傣族和后来进入的傣族及马氏也逐渐被融入汉族之中，形成汉族人口占据主导的局面，彝族的文化也逐渐呈现汉化的趋势。
在语言上，外普拉人操彝语和汉语。我怕了彝族自称俚濮，操彝语中部方言，因此，无论迁徙而来的汉族和融入汉族的杨氏、马氏，还是嫁娶而来的，慢慢学会俚濮语，或部分能讲俚濮语，而当地彝族也逐步学会操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至迟在民国时期，外普拉人已以操汉语为主，汉语成为主要的对外交流工具，彝族内部交流则主要使用彝语。
服饰上，外普拉的汉族（包括融入汉族的杨氏、马氏） 一直与中原“同风”。民国时期，男子除辫，男性多穿襟衣，大裤脚长裤，少数士绅穿长衫，外罩马褂，头戴小缎帽；妇女多穿右开襟衣；中老年妇女缠青布或蓝布包头，缠脚，穿绣花小脚鞋。20世纪50年代以后，男人多穿中山装、着西裤，戴解放帽，穿刀口布鞋；中青年妇女喜着青年装，着西裤，鞋为圆口布鞋，头疏双辫。彝族在民国以前，衣着多数穿麻布，男子贫穷者上身穿麻布面襟衣，下身着麻布裤，俗称麻布衣裳水裤头。女子上身穿麻布面襟衣，下身穿棉布裤。稍为富有者，穿的是棉布、绸缎面料的对襟衣、长衫和马褂，头戴绸缎帽或洋毡帽。女子一般都有一套嫁妆和一套节日盛装。做盛装的布料大多为粉兰色棉布、绸缎，并在上衣的肩部、胸部镶有五道不同颜色的花边，衣角、袖口、领口等部位有相对应的花纹和花边。围腰叫做满襟围腰，绣有弯道和各种花草，配有银链子。鞋子是绣花布鞋。少女头戴勒子花帽，成年妇女包青布包头，未婚女子的包头不包严，顶上留有孔，佩戴不银器。青年男子穿对襟衣，着布鞋。民国以后，外普拉彝族逐步改为汉装，只外嫁入的自带有一二套本民族服装。20世纪50年代以后，彝族服饰基本汉化消失。
婚姻方面，外普拉汉彝民族之间的通婚不受限制，无论从何地迁来，何种民族种族称谓，互相通婚，彝族中有汉，汉中有彝，共生融合。一般实行家族外婚，鼓励各家族之间相互通婚和外民族通婚。相对来说，彝族的婚姻家庭婚前较为自由，父母一般不干涉子女的婚姻；而汉族婚姻家庭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多，子女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俗程序繁多。但汉彝民族婚俗基本相融，婚礼一般都要遵循相亲、说媒、订婚、迎娶、回门的礼仪程序。男女婚姻，需请媒人说亲，媒人多由夫妻双全的女性充任。媒人到女家说亲，由女家开具庚帖交给男家，男方请人合婚，如无克伤、冲犯，就继续议婚。合婚后踩门、订婚均由父母做主。由媒人邀请女方到男方家“看家”，了解男方的家庭情况。男女双方满意，男方父母备茶、糖、鸡、酒，偕同媒人送往女家，表示婚事已定。订婚后，由男方偕同媒人至女家议定彩礼，一般在结婚前由男方择吉日到女方家过礼。迎亲由男家择定吉日，请吹师，新郎挂彩红，并请陪郎及亲友，由媒人引导，前往女家迎娶。至女家后，新郎新娘在香案前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拜毕，由女家设宴款待。接亲必按预定时刻，按时接到男方家中。启程之前，新娘哭嫁，由亲属背负出门，并由同胞弟妹送亲过门。至男家，须先鸣放鞭炮，并于大门口摆设香案迎接，然后请“先生”“退马车”。之后点火把，引入洞房，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晚间，汉族婚礼有年轻人“闹洞房”，彝族婚礼则是男女老幼在空地上“打跳”。次日上午，行“拜堂”礼，新郎新娘拜天地、祖宗、高堂、尊长，婚礼即告结束。彝族一般婚后第3日回门，汉族则有的在第九日回门。
丧葬方面，外普拉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厚葬的传统。彝族在清代中期以前行火葬，后与汉族一样改为棺木土葬。父母去世，子女须到亲属门前叩头告丧，彝族还兴在临终之前“接气”，请叔、伯、舅等亲人合殓。入殓前给死者沐浴，穿寿衣、寿鞋，用新棉絮包裹入棺。大殓后设“灵堂”、“点天灯”，举行家祭，烧以金箔纸钱。灵堂供死者牌位及祭品，孝子守灵，并向前往吊唁和送祭品的亲友行礼致谢。火葬葬礼在出殡前一天请道士念经“开阴喉”（指招魂、指路）开吊，彝族则请毕摩念诵《指路经》《招魂经》。送殡时燃放鞭炮，孝子面向棺木而跪，时辰一到起棺，棺木上盖红毯一块，栓大红公鸡一只。“回灵”处停棺，孝子给送殡亲友叩头致谢。灵柩至坟地由孝子“清棺”、请“道士”买山，祭山神后入土垒坟。汉族在满七天后念经超度亡灵，焚化纸钱，直至“七七”四十九天后停；彝族在葬后3日内每天下午到夜晚到坟前烧一堆火。总之，汉、彝丧俗大同小异，近几十年相似程度更高，即便是马氏家族的葬礼也当地基本一致。
在原始信仰方面，外普拉人信仰多教、崇拜多神。彝族信仰原始宗教，佛、道和儒家文化传入后，逐渐形成了多教多神信仰的状态。民国时期，外普拉既建有土主庙、山神庙，也建有观音庙，汉彝民族普遍“信奉儒、释、道三教，迷信巫鬼的同时又保留着自然崇拜。他们信奉释迦佛、观世音。堂屋正中神龛上，供的是天地群亲师、灶神、土地、历代远祖，同时供有坛神锅龙、苍龙。 每逢有人生病生病或遇灾遭难，既求神拜佛，又请道士先生和巫师驱鬼送秽、庆坛。但相比之下，彝族信奉佛教、道教的人要少一些，同样汉族信奉土主的也没有彝族多。外普拉的信仰的是多元宗教，宗教是各种宗教的融合体，原始宗、道教、佛教、儒家思想共融生存，但汉彝民族信与不信互不歧视，信鬼神者，葬礼以毕摩举行仪式的居多一些，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儒家思想占居主导地位。
在节日庆典方面，外普拉汉彝民族共享共融，仅在重视程度、隆重热闹方面有所差异。明清之前，彝族有自己的节庆，如火把节、二月八、尝新节等，这些节日大多与农业祭祀有关。随着汉族的迁入，彝汉文化互相影响，相互融入了对方的节庆文化，汉彝两族的传统节庆逐渐成为共同欢度节日庆典，但总的说来，彝族接受汉族的节庆要多于汉族接受彝族的。春节是在汉族影响下逐渐为彝族接受的，但彝族过春节有自己的特殊的习俗；除夕夜要在庭院中栽一棵幼，堂屋地遍铺青松毛，要杀鸡敬家神、封财；正月初二上祖坟扫墓，向祖先拜年；初三敬小土主；十五闹元宵，但要请阴阳先生看门向，预测新的一年是否顺利。火把节彝汉同过，习俗基本相同，但彝族更重视此节，视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必杀鸡、宰羊敬小土主、祭祖先、燃火把照田间地头、烧害虫，夜晚青年男女打跳玩耍。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等，汉族的节日彝族都过，有的甚至与汉族同俗，只是不太正规和隆重，也融入了自己的民俗。在这些所有节庆活动中，彝族都喜欢以打跳、对歌等欢庆，但汉族中的马氏、杨氏一般不参与活动，他们不允许本族人当艺人，不提倡对歌打跳，但也很包容其他民族的喜好。近年来，马氏、杨氏的年轻人也积极参与到节日的娱乐活动之中，共庆共乐。
一个民族要融入另一个民族之中，必须经过数代人的磨合，认可、认同这个民族及其文化，才会自觉、自愿地与之相融，达到行为与心理的交融。外普拉的民族融合就是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的，是各民族漫长的互动、磨合、认同、相融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傣族先民，还是其后迁徙而来的汉族、傣族、回族，他们与世居的彝族错居、杂居，近距离的接触、交往，加之南方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影响，各民族之间相互认同、吸纳，傣族、回族吸收汉族的文化、婚丧、礼制，仿效汉族俗习，与汉族及其文化日益趋同，最终融入汉族之中。如果说傣族的汉化好理解，但回族融入汉族，这却是南方丝绸之路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典型个案。没有对汉族及其汉文化的强烈的认同，外普拉的回族不会融入到汉族之中，也不会在20世纪50年代自愿申报为汉族。至于彝族，自古就是世居民族，今外普拉的周边都是彝族居住，其他迁徙人口很难将其同化，当然他们也在与其他民族杂居、相处、交往中，吸收了外来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先进的汉文化，自己的文化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其他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杨甫旺，彝族，楚雄师范学院二级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姚霁珊，女，楚雄师范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民族文化研究；马莉娟，女，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图书馆学和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岳金芳，楚雄师范学院管理与经济学院学生，重要从事旅游学研究。
作者：杨甫旺 姚霁珊 马莉娟 岳金芳